通讯员 彭生林

掌上咸宁报道

镇万明，1927年1月生于咸宁市咸安区横沟桥镇长岭村，中共党员。1948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清剿白崇禧、两广战役、西南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1949年获“二等英雄模范”称号，荣立个人一等功2次、二等功2次、集体二等功1次，5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53年从朝鲜回国，1956年1月从咸宁195医院复员后，先后任高桥林业站、官塘驿林业站站长；1962年为照顾家人辞职回乡务农，之后担任村会计、水库民兵营营长。

从壮丁到战士：淮海战场上的“不怕死”新兵

1947年的冬天，21岁的镇万明在家乡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母亲哭至晕厥，他被绑上马车向北而行，心中满是不甘：“难道要为国民党当炮灰吗？”

1948年底，他所在的部队在山东投诚。当解放军战士递给他枪，并告诉他这是为老百姓打仗时，他紧握着枪红了眼眶，随后被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迅速投入淮海战役。当时部队缺粮，战士们常常揣着发霉的玉米面饼行军，饿了就挖红薯吃。有一次连续行军120里，他的草鞋磨破，脚趾冻得发紫，却仍扛起体力不支的小战士：“多一个人，就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炮弹在身边炸开，泥土溅了他一身，他爬起来抹把脸，跟着班长往敌阵地冲，眼里只有“向前”两个字。他后来回忆：“那时候不怕死，就怕对不起‘人民解放军’这五个字，怕对不起家里盼着太平的母亲。”

淮海战役之后，部队在安徽望江县整训，班长王志忠问他有没有入党想法。镇万明马上点头，那会儿入党是秘密的，每次去培训都要绕三道哨岗，原本三个月的预备期，因为战事紧张缩短到一个月。1949年两广战役前夜，他在煤油灯下宣读入党誓词，拳头紧握，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几乎落泪，当晚在日记里写道：“成了党的人，就算死在战场上也值得。”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时，他正在渡江作战的船上。不久，“二等英雄模范”奖章送到他手中，他抚摸着奖章收进贴身口袋：“这是没能回来的战友换来的。”

西南剿匪记：木桶里泡热的民心

1950年，镇万明被编入贺龙指挥的西南剿匪部队担任班长，奔赴贵州纳雍县。当地的土匪假扮成农民，白天下地干活，夜晚出来作恶。通信员小李送信时被杀害，土匪换上他的衣服，拿着伪造的信件诱杀了一整个班的战友。镇万明看到小李紧握着碎信的冰冷双手，愤怒得拳头砸在树上，但他始终牢记军规：依靠人心来寻找土匪的踪迹。　

他带着班里的战士住进村里，帮村民挑水、种地。镇万明每天天不亮就拎着桶，去三里外的山涧帮王老汉挑水，一桶水要歇三次才能扛回来，肩膀被桶绳勒出红印子。王老汉见他天天来，就蹲在门槛上问：“你们真能把土匪清干净？”他放下木桶，擦了把汗说：“大爷，俺们解放军说话算话，只要您信咱们，咱们就一定让您能安安稳稳睡觉，地里的庄稼能放心收。”

村里有户人家的儿子被土匪裹胁，女主人天天以泪洗面。镇万明知道后，提着自己省下来的粮食上门，坐在炕边跟她唠家常：“大姐，您儿子肯定是被逼的，只要他能回来，咱们不怪他。”他还带着战士帮她家翻地、种玉米，半个月后，女主人终于松口：“后山的山洞里，藏着十几个土匪，咱儿子也在那儿。”镇万明立刻带着战士出发，怕伤着村民的儿子，他没让开枪，而是喊话劝降，最后不仅抓了土匪，还把那户人家的儿子安全带了回来。

最惊险的一次，是抓土匪的机枪手。那会儿他们已经收缴了10支步枪，可镇万明总觉得不对劲：“这么大的匪帮，不可能没有重武器。”他又单独去了山里的一个小村庄，村里只有五户人家，他帮村民修补漏雨的屋顶，晚上就跟老人一起守着柴火灶烤火。有天夜里，村里的张大爷突然对他说：“咱有个干儿子，总来家里吃饭，他腰里藏着个‘大家伙’，说是能打很多子弹。”

镇万明心里一紧，却不动声色，第二天假装帮张大爷喂猪，绕到他家后山的草屋。草屋的门虚掩着，他轻轻推开门，就看见一个男人正坐在草堆上擦机枪，正是那个机枪手！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左手按住对方的肩膀，右手夺过机枪，大喝一声：“不许动！”那土匪想反抗，却被他死死按在地上。这个机枪手是当地匪首的亲信，藏在张大爷家半年多，若不是张大爷被镇万明的真心打动，根本抓不到人。

剿匪任务完成后，他荣立个人一等功，却将立功证书放在牺牲战友的坟前：“兄弟们，土匪已经被剿干净了。”木桶里的水，既能灌溉庄稼，也能温暖民心。

上甘岭的盐罐：与黄继光并肩的日日夜夜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镇万明原打算退役，看到动员令后撤回申请：“我是党员，要去保家卫国。”他成为志愿军通信兵，向老兵郑保松学习技术。郑保松教他使用步话机时很严格，私下却把压缩饼干省给他吃：“通讯是战场的‘耳朵’，必须保证线路畅通。”镇万明勤学苦练，最终能够闭着眼睛接线路。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他担任营步话员，背着步话机在坑道里来回穿梭。这时郑保松送炸药时被炮弹击中，牺牲前大喊：“线路不能断！”镇万明抱着步话机痛哭后，心中只剩一个念头：“不能让郑班长白白牺牲。”

班里的小战士为了接通炸断的电线，趴在地上用身体充当导线，疼得发抖仍喊着“通了”，等镇万明冲过去时，他已经牺牲，手还紧紧攥着电线。他把小战士的手掰开，小心翼翼地把电线接好，眼泪滴在电线上。

10月19日夜晚，黄继光带领队伍炸毁敌人的火力点。镇万明在坑道里看到黄继光胳膊中弹仍向前爬行，倒下后又挣扎着爬起，将爆破筒塞进碉堡，被推出来后再塞进去，最后用胸膛堵住枪口。“冲啊！”战士们发起冲锋时，他握着步话机泪流满面：“黄继光用生命为我们铺路！”

那会儿坑道地线被炸断，步话机失去信号。镇万明摸出口袋里省了三天的盐，原本想万一断粮时用。他盯着坑道壁上的空罐头盒，突然想起小时候在家腌菜，盐溶于水会导电。他赶紧把盐倒进罐头盒，加了点坑道里积的雨水，再把步话机的线缠在罐头盒上，往地上一放，对着话筒喊：“指挥部！听到请回答！”

几秒钟后，话筒里传来清晰的声音：“收到，报告前线情况！”镇万明激动得差点跳起来，赶紧把前线的战况报给指挥部。整整一夜，他就守在那个盐罐旁，手冻得发紫也不敢挪一下，生怕线路断了。他抱着步话机，靠在坑道壁上，直到597.9高地攻下来。这“上甘岭的救命线”，成了战士们的珍宝。

战役结束后，通讯连荣获集体二等功，镇万明也荣获个人二等功，他却想起郑保松、小战士和黄继光：“这份荣誉该属于他们。”

归乡深藏功名：老旧房守初心

1953年，镇万明从朝鲜回国，被分配至咸宁195医院。1956年复员后，担任高桥、官塘驿林业站站长。他将奖章和立功证书用红布包裹，藏于木箱底部，从未提及战功：“和平年代，要为百姓做实事。”

1962年，他的大哥与二哥相继离世，家中失去男劳力，母亲病卧在床，妻子体弱，儿女尚幼。他彻夜未眠，次日递交辞职申请：“站长的位子有人能接，娘和妻儿只能靠我。”　

回乡后，他成为普通农民，扛着锄头下地，悉心照顾家人。乡亲们知道他曾当过兵，却不知他是英雄。选村会计时，大家推举他——他识字懂理，为人老实本分。他当会计时，把生产队的账目记得清清楚楚；分粮食时，他总是先顾老弱病残，自家最后分：“我是党员，得让着乡亲们。”

50岁时，他的两个儿子因病去世，女婿外出打工意外身亡，留下五个孙辈。儿媳们留下照料家庭，他白天耕种，夜晚缝补，省下口粮给孙辈。有人感叹他命苦，他笑答：“能活着看到孙辈，比牺牲的战友幸运多了。”　

孙辈长大后想翻修那间漏雨开裂的半砖半土老房，他拒绝了：“我住惯了，你们把钱留给孩子们读书。”一次，大孙女整理木箱时发现红布包和《革命军人家属优待证明书》，上面写着“请当地人民政府予以照顾”。孙女哭着问：“为何不找政府帮忙？”他抚摸着泛黄的证明书，眼眶红了：“村西老槐树下埋着我的三个战友，他们连家都没了。我有吃有穿，拿着这证明书换享受，对不起他们。”他把红布包好，又塞回木箱底，像守护珍宝一样守护着那些记忆。

年岁渐长，他耳朵听不清了，但村里党员活动他从不缺席，每次都提前半小时到场，坐在前排紧握党员证，就算听不清，也会认真地跟着点头。有人附在他耳根问：“听不见还来干啥？”他回答：“我是党员，党员的会不能缺。”　

如今，近百岁的镇万明仍住在老房里，每天看几遍党员证，坐在门槛上眺望曾经战斗的方向。孙辈问他这辈子最自豪的事，他缓缓说道：“一是1949年入党；二是随部队保家卫国；三是没给组织添麻烦，没丢党员的脸。”　

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询问他的愿望，他挺直腰板，声音洪亮：“我没什么愿望，就想告诉你们——如果我还年轻，还要去当兵！还要当党员！还要为百姓而战！”

阳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也照在他胸前的党员证上，那抹红色，像他年轻时战场上的红旗，从未褪色。这就是镇万明——一个把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战斗英雄，一个深藏功名、坚守初心的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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