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先

我从未见过大舅。

他在我出生前一年就走了，像春天里一场骤然而至的冷雨，打落了刚要绽放的花。母亲总说，若不是小妹写小舅的文章勾了回忆，那些关于大舅的细碎片段，或许会像旧棉袄里的棉絮，慢慢沉在时光的箱底，不轻易翻动。

母亲说，大舅生得好，是那种山村里少见的俊朗，身板挺拔，像田埂上笔直的白杨。六岁没了爹，母亲四岁时，外婆带着她改嫁，大舅便寄养在二外公家。小小的年纪，放牛、打柴、耕田，样样都干。二外公待他苛刻，他忍到未成年，便咬着牙自立门户，把日子的重量，早早扛在了还没长结实的肩上。小舅后来也是这般性子，想来是血脉里的耿直，半点没差。

1951年的春天，是大舅生命的终点。那年土改，五伯爷爷是地主，我们家虽算下中农，却总被工作队上门搜查。那天大舅正好来串门，撞见民兵队长对着爷爷指手画脚，言语粗蛮。他看不过去，上前说了句“有话好说，别用手指人”，就这一句直话，触怒了对方。大舅被捆在牛棚里冻了一夜，没吃没喝。第二天回去犁田时，他神情恍惚，脚底板被铁钉狠狠扎穿，简单包扎后，疼得彻夜难眠。等父亲找人把他抬到十几里外的卫生所，医生只摇着头说“来晚了”。

没钱去大医院，伤口一天天恶化。二十岁的大舅，带着对青春的留恋，对怀孕妹妹的牵挂，对年幼弟弟的不舍，就那样走了。母亲后来讲起这些，总要用袖口抹眼泪，说他的命，像刚冒芽就被霜打了的苗，太苦了。

在所有关于大舅的往事里，最让母亲动情的，是那片棉花地。

母亲怀我时，家里穷得只能吃糠咽菜，更别提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被褥。大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没钱，便找了块空地，亲手种上了棉花。他盘算着，等秋天收了籽棉，弹成棉絮，再打个摇窝，等我出生时，一并送到妹妹家——这是老家的规矩，外婆家要给新生儿送这些。他心里揣着的，是做舅舅的满心期待，像揣着一颗温热的糖。

可他没能等到棉花开花。大舅走后，那片没人管的棉花，却长得格外好。秋日的阳光里，棉桃绽开，一片雪白，像天上的云落在了地里。母亲拖着怀孕的身子，和父亲走了七八里路去摘棉花，还没到地边，眼泪就先掉了下来。她蹲在棉地里，摘的哪里是棉花，分明是哥哥的心血，是他没说出口的祝福。

满满一担籽棉挑回家，爷爷奶奶又喜又悲。奶奶请来弹花匠，把籽棉弹成蓬松的皮棉，做了婴儿的被褥；剩下的，母亲和奶奶日夜纺线织布，染成红、蓝、黑、绿四种颜色，备着给我做衣服——那时没有B超，谁也不知道我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裹着大舅种的棉花长大，那些棉絮里的温暖，是他跨越时空递来的拥抱。我从未见过他，却总能在寒夜里想起那片雪白的棉花地，想起那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在田埂上弯腰种棉的模样。

大舅的棉花，开在1951年的秋天，也开在我生命里的每一个冬天。它让我知道，有些亲情，不必谋面，却能像棉絮一样，柔软又坚定地，温暖人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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