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先

我总说，自己这辈子没有恩师。

小学初中成绩中游，和老师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大学，学的是不情愿的地质专业，只想着“镀金”改变身份，和专业课老师也没什么交集。直到40年后快退休时，才突然惊醒——卢信老师，那个只见过两面的人，早就是我生命里藏得最深的恩师。

第一次见卢老师，是1972年的春天。江汉平原的风已经暖了，荆州古城墙下的麦苗绿得发亮，护城河两岸的柳枝抽着鹅黄的芽。可我眼里只有钻机的轰鸣、冰冷的钻塔，还有三班倒的钻探工作里，那望不到头的沉闷。

那时我刚从部队复员当钻工一年，之前在宣传组排过戏，如今回到钻机上，每天一身油污、两手老茧，心里的不甘像野草一样疯长。我是农民的儿子，不怕苦，可我怕一辈子就困在这钻塔下，怕弟弟妹妹们还等着我的工资，我却只能原地打转。

转机是机长喊的一声“可以报名上大学”。我几乎是跳起来报了名——哪怕是地质学院，哪怕毕业还是回地质队，只要能当技术干部，不用再三班倒，就是好出路。可报名的100人里，大半都被“工龄不满5年不能带薪上学”的规定拦住了。我工龄才3年，家里5个弟妹等着吃饭，要是没了工资，日子该怎么过？

父亲的信却给了我底气：“只要能上，拆房买瓦我也供你。”可报完名的一个星期，半点消息都没有。我盯着钻塔上的红旗发呆，以为这点希望也泡汤了，急得晚上睡不着，索性给宜昌的分队书记寄了封挂号信。

第三天，电报来了：“祝振先速来宜昌”。没有多余的字，可我攥着那张纸，手都在抖。当天赶不上车船，我连夜买了第二天的船票，清晨的江风吹着我的脸，竟觉得比春天的风还暖。

到了宜昌的职工文化室，卢老师已经坐在那里了。藏青色的呢帽，浅蓝灰的夹克，白净的脸上带着点微笑，不卑不亢的样子，像春日里的暖阳，不刺眼，却让人安心。他没拿卷子，只是在黑板上写了几道初一的数学题。

我慌了。初中只读了一年，又隔了五年没碰过课本，那些公式早忘得一干二净。勉强做对一半，我低着头，脸烧得厉害，手指绞着衣角，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可卢老师没皱眉头，也没说重话，只是递过几张白纸：“写篇上大学的感想吧。”

那一刻，我反倒松了口气。语文是我的强项，拿起笔，心里的苦闷、对未来的渴望，一股脑儿全写在了纸上。一个小时后，卢老师看完作文，笑着说：“写得不错，你去检查身体吧。”

我愣了半天，以为听错了。直到他催我快去医院，我才飞一般地跑出文化室，连句“谢谢”都忘了说。后来才知道，那是专为我一个人设的考场——因为单位分散，卢老师只能这样单独考试。

第二次见卢老师，是开学一个多月后。我下课回寝室，路上撞见他去水工楼备课。他竟一眼认出了我，喊出我的名字，问我“学习跟不跟得上？北方的生活习惯吗？”前后不过半分钟，我点点头，又忘了说谢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才回过神来。

这之后的三年八个月，我再没见过卢老师。毕业后当技术干部，后来成了机关干部，再后来评上省级地质专家，爱人孩子也凭着知识分子政策转了城市户口，一家四口终于团聚。日子越来越好，可卢老师的样子，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冒出来——比如看到学生给老师送花，比如翻到当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2012年，我快退休了，坐在办公室里整理档案，突然想起卢老师。这才惊觉，我这辈子最关键的转折，是他给的。那个单人考场，那几句温和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人生的另一扇门。可我呢？连一句谢谢都没说过。

我开始打听卢老师的消息，只知道他是印尼归国华侨，上世纪90年代去了新加坡继承遗产，再没别的线索。13年了，我时常对着长春地质学院的老照片发呆，心里的愧疚像潮水一样涨上来：当年为什么那么慌？为什么在学校三年多，就没想过去办公室找他说声谢谢？

53年过去了，卢老师要是还在，该有90岁了吧？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健在。可我总想起1972年的那个春天，想起文化室里的阳光，想起他递过来的白纸，想起那句“写得不错”。

那是一个人的考场，却是我人生里最亮的光。今天，我终于敢对着时光喊一声：卢老师，谢谢您。要是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您，我一定要把这迟到了53年的谢谢，亲口说给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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