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峰

我向来以为，写诗是一件极私密的事，如同在暗室里自拍，旁人未必能窥见其中真意。然而积年累月，这些零星的诗句竟也攒成了一册《致敬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不免要写些话作结。这倒教我踌躇起来——究竟该说些甚么好呢？

我写诗，大抵始于1988年的某个雪夜。那时我初到咸宁地区文联《九头鸟》编辑部当编辑，借住在军分区一个单间里，窗外雪片扑簌簌地落，屋内也没暖气。我忽然觉得，这雪，这冷，这孤寂，若不记下来，怕是要随我的记忆一同湮灭了。于是便有了第一首诗，拙劣得很，如今看来，那实在算不得诗，只是一个人在寒冷中的几声咳嗽罢了。

因在编辑部工作的缘故后来竟写上了瘾，不仅写诗，也写散文、小说。我发觉，岁月这东西，看似浩浩荡荡地流去，实则是由无数细碎的瞬间缀成的。有时是一片落叶打着旋儿落在脚边，有时是邻家婴儿夜半的啼哭，有时不过是午后阳光里浮动的尘埃——这些微不足道的瞬间，偏生藏着岁月的精魂。我捉住它们，把它们钉在纸上，如同孩童收集蝴蝶标本。

我的作品里常有“皱纹”二字。这并非我有意为之，而是皱纹实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悄没声息地爬上人的额头、眼角，像一条条隐秘的河流，记载着岁月的冲刷。我曾温泉街上见过一个老鞋匠，他额上的皱纹深得能夹住一枚铜钱，每当他低头修鞋，那些皱纹便拧成一团，仿佛在替他使劲。后来我写了小说《梅雨》，里边就有“深深的皱纹、油漆斑驳的门”的句子，一些写小说的文友读后笑我痴，说皱纹不过是衰老的标记，有何可颂？我默然。我觉得，正是这些皱纹，让一张脸有了深刻的故事。

我也写死亡。这并非我偏好阴郁，而是死亡本就是岁月最忠实的伴侣。表哥去年去逝，葬礼那天下着毛毛雨，送葬的人很多，当天我就写了《悼表哥陈南海》，末句是:“表哥，明年春天/你就会在后山发芽/我们都在期盼”，写罢掷笔，竟觉得这诗比实际的葬礼还要真实几分。

写诗的人大抵都有些怪癖。我的癖好是收集声音。清晨菜市场的吆喝声，早晨学校升旗的国歌声和黄昏时放学的铃声，深夜远处火车的汽笛声——这些声音在我耳中都会自动排列成诗句。有一回我为了听花开的声音，特意在福州的阳台上种了几盆花，结果得到叶兄及一群做医药营销同行的夸赞，尤其是一株红色的三角梅，像火，声音最高，花开时挂到了阳台防盗网外。几盆花开得艳，我也得了首诗《我的阳台我的花》，其中“我的阳台很小/我的花很少/刚好够/装下整个春天”几句，自觉还算过得去。

这本集子里的诗，时间跨度约莫四十年。翻检旧作，我发现自己的诗风也在不知不觉间变化着。早年的诗多愁善感，动不动就“泪湿青衫”；近年的诗却渐渐平静下来，甚至有了几分幽默，自觉是年龄原因还喜欢写长诗。有人问我为何要写诗，我想了许久，竟找不出个像样的理由。若说为名为利，诗是最不济事的营生；若说为抒怀遣兴，又未免太过矫情。细究起来，或许只是因为岁月流逝得太快，而我记性又太差，不得不借助诗句来标记那些即将湮灭的瞬间。就像远古祖先在洞穴里画下狩猎的场景，未必是为了艺术，只是害怕忘记。

《致敬岁月》这个书名，听起来颇为庄重，实则暗含反讽。岁月何尝需要我们的致敬？它自顾自地流去，从不因任何人的致敬或诅咒而稍作停留。致敬岁月，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但我还是要致敬，要歌唱，哪怕只是徒劳。这大概就是诗人的可爱与可悲之处。

末了，感谢家人，与夫人恋爱期间，我写诗她为我抄诗；现今6岁的孙女梁灵秋带3岁的孙子梁初安已会读我的诗；叔叔京刚盼我出书十五年以上。更感谢几十年来给予我教导与鼓励的师友，省文联鄢元平、刘富道、邓一光、刘益善、赵国泰老师，陈佐松会长，咸宁市作家和诗人周辉庭、刘智毅、李专、陈金鹏，刘明恒兄、杨亚新兄、刘新兄、阿木兄、胡广兄，梅赞、胡梅仙、龙鸣、程良德、李节、李犁、周益民、韩志、刘荣全、洪淑珍、周国平、严运胜、张建华、金克巴、游海、吴见知、李红、吴林艳、洪淑珍，岳阳文友国、程均两位诗兄等等。还有我的老板马总、许总二位贤伉俪，给了我学习工作机会。周航教授在联系出版社、编辑改稿、序言等诸多方面提供了足够的帮助，特别致谢！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们时常规劝我莫要沉迷于一些无用的应酬中，多写诗、写小说。正是他们的引导与激励，使我愈加确信继续写作的必要性。在这个人人都忙着计算得失的世界上，总得有人做些不计得失的事罢。

是为后记。

2025年冬于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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