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厚平

早春二月，大地苏醒，满眼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切都是那么崭新而美好。我被窗外传来的鸟声和透进的大自然的芬芳惹醒，早早就起了床，洗漱完以后，从回乡下过清明节的通山县燕厦乡成龙村石门老家出门，来到我1979年搬到石门之前居住过的大凤山，约上也在老家过清明节的堂侄通山一中的退休教师李传模一同踏青。我叔侄俩兴致勃勃的沿着通往内龙的机耕路进发,边走边聊，二十来分钟以后走过坳颈，来到了滤包。站着憩气的时候,我对传模介绍说“大宝（也是我的堂侄，此山的开发商）已把机耕路修到观音塘了。”传模听到我的介绍后提议说“观音塘是我年轻时常去之地,1976年出去读大学以后我就一直没去了,我们去看看！”正合我意,我说“好,去看看！”约半个时辰我们爬到了观音塘。

观音塘是位于大凤山北边近1公里处的一座大山，海拔最高处有600米左右。之所以取名观音塘是因为这里真的有一口水塘。这口塘总面积大概有300多平方米,真是“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啊！塘里盛的是山泉水，长年累月无论怎么干旱,都是满满的。以该水塘为中心,往上两百多米远为老屋地塘,往下三百多米远是新屋地塘。观音塘上还有少量的房屋废墟，证明古代这里就有人烟。从新屋地塘西北方向横行再往下1华里左右的地方叫观音崖。正是这些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我年少时日的山寨情结。

一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当时,正是受“大跃进”影响最深的岁月,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成了新中国广大农村最困难的时期。当时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体制,搞的是大集体，各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起干活、一起收工,吃的是集体食堂。生产队实行的是工分制度,一天的工分男劳力满分为10分,女劳力满分8分,半劳力5至6分。到了年底，队里按一年的总收成折算成总收入,再将总工分中的每10分折算为一个工，计算出每个工的价值，最好的年成每个工两、三角钱,差的年成只有几分钱。扣除“交积累”（农业税）和食堂吃的以外能进钱的人家为“余粮户”,倒欠生产队钱的为“缺粮户。” 我家人口多,劳力少,几乎连年都是“缺粮户。” 也许是穷则思变吧，1964年开春，我父亲仅打起观音塘的主意来了。观音塘的老屋地塘和新屋地塘有两大片耕地,观音崖有4亩多稻田,每年队里的社员跑到观音塘和观音崖上来作地耕田要爬很远的山路，粮食成熟季节每晚上还要派劳力上山守夜,防止野猪偷袭,多不方便啊！父亲顿开茅塞:不如我拖家带口到观音塘上来搭茅棚居住,把观音塘上的地和观音崖的田给承包下来，每年按合同数量向生产队交够足额的粮食,剩下是自己的,再不参加队里的粮食分红，一举两得，多好啊！忘记了是谁的队长,在当时一片反对“三自一包” 、 “四大自由”、 “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声浪中,仅然答应了我父亲的请求,使我家成了比安徽凤阳包产到户还早15年的包产到户的农户。

说干就干，得到生产队的批准以后,父亲兴高采烈地大兴土木，在观音塘那口水塘上边选了两块东南至西北指向且上下相连的长方形平坦梯地, 在上下相连地壁正中位置竖起了间隔五、六米远的两根粗壮且挺直的大株树做桩，再在这两根大桩上横架一根笔直的大杉木做梁,分四面披水建起了十几米长，七、八米宽的长方形“豪宅”。“豪宅”上盖的不是瓦而是“火烧心不死”的冬茅,墙壁不是垒的砖而是用竹鞭夹起来的,大门也不是木板而是用冬茅夹成的毡子,每晚睡觉把这块毡子往大门口一挡,用一根杂树棍撑着了事。“豪宅”总面积大约七、八十平方米,以两块平地相连的地壁挫开分为上下两层,也就是现在人们建房所设计的那种“假复式”的结构,上层为休息区,下层为生活区。父亲在茅屋两头沿上下两层相连的地壁用竹鞭和杂木棍架起了两张床。床在下层地坪撑起来,床边与上层地坪相对接,把上层地坪作为“踏櫈”,人往床上一坐,刚好双脚放在上层的“踏櫈”上，把鞋子一脱可上床睡觉了。他还在该地壁的中间地段挖个大坑,建起了一座象土窑那样的大炉灶来烧火做饭。

正值春耕大忙季节“豪宅”竣工了，父亲选了个“良辰吉日”领着我们举家搬迁到观音塘上来了。搬家这天，为庆祝“乔迁之喜”，母亲炖了满满一钵腊肉、油干子、萝卜丝，让我们几个爷儿们好好的饱食了一餐。就这样父亲成了“寨主”、母亲成了“压寨夫人”，我们兄弟几个成了“寨民”，正式开始了我们的山寨生活。

搬到山寨来虽然住的是个简陋的茅屋，但确实是我们家族居住条件和环境的一次颠覆性的“革命”。我家搬来山寨之前居住的是位于大凤山的一片“牵牛屋”。所谓“牵牛屋”是我们本地人的俗称，就是全部湾40多户180多人居住的房子都没有单门独院，全部是房挨房、墙挨墙、墙连墙、墙共墙连成一大片的，走遍所有人家晴天看不到太阳、雨天淋不到雨、晚上既看不到月亮也见不着星星。整个村庄以巷道和檐沟为界线分为三个大单元: 东边为“下山头”、西边为“上山头”，中间为正屋。三个大单元内以血脉传承关系分为若干小单元。我一家人就挤居在祖父遗传下来的一间破房子里。这片“牵牛屋”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破旧不堪，不通风、不通光、低矮、潮湿，猪圈、厕所、鸡笼、狗窝都挤在一起，鸡屎豚粪遍地拉，要是下一场暴雨或连下几天雨，排水困难，就会烂泥满地，十天半月都干不了，且臭气熏天。特别是每逢春季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要烂一、两个月的脚指丫，又痒又疼十分难受。不但活动空间狭窄，而且房门开关声、切菜声、锅碗瓢盆声等嘈杂声声声入耳，就连夜间起夜、咳嗽、吐痰、鼾睡声和鸡啼狗吠声都听得十分清楚，不得安宁。有时幸福感真不是条件的好坏或环境的优劣决定的，而是从比较中获得的。这山上的茅屋与大凤山的“牵牛屋”比起来，地势高，能饱受大自然的馈赠和恩赐。有时晚上仰望星空，能够体验到“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诗情画意。有时白天俯瞰群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情怀。放眼望去，满目青山尽收眼底，使人心旷神怡；通风、采光、干爽、清洁、卫生，少了老鼠、苍蝇、蚊虫、臭虱、跳蚤等病虫害侵噬的烦恼；单门独院，活动空间大，没有那种鸡啼狗吠、拥挤嘈杂的场面了，反而多了几分宽容和宁静。住在这里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了。一些在附近做工前来歇脚和传模等特地来玩的叔侄们对我家这茅屋的居住环境羡慕得不得了，说我们“享的是天子福！”

二

来到山寨以后，母亲以一家的生活起居、浆衣洗裳、饲养家畜为主，，我大哥长年在外学蔑匠，二哥三、四岁以后过继给本湾叔辈做了“继崽，” 我和弟弟要读书，耕种大片旱地和水田的重担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身上。“双手不抵帮手，” 为减轻父亲的压力，我兄弟俩每逢周末、节假日、寒暑假、放学回家后甚至大农忙季节要请假跟父亲一起下地干农活。要拼薯种了，父亲先把早已搭出猪圈里的猪粪挑到薯种地上一堆堆的放好，用锄头爬一道沟，将选好的“薯娘”拼好，由我兄弟俩用双手一捧一捧的将猪粪捧到“薯娘”边上用土埋下去。每窖一季薯种我们的小手都要长滿“大粪疮，” 又痒又疼，难受死了。到了端阳前后，遇上雨天，我兄弟俩就和亲一起到薯娘地上去把长好的薯藤割回家，一根一根的剪成10厘米左右的长度，再捆成一把一把的，挑到挖好了的薯地上，一只手拿着插薯钻在地上戳一个洞，另一只手将薯藤插进洞里再扶上土捺紧，就这样一根一根的插。成活以后要除草了，我们就拿起草锄跟着父亲一锄一锄地锄。到了翻薯藤的季节了，我们就要蹲在地里，将长得很长了的薯藤一根一根的往后翻。每蔸红薯的藤少的有四、五根、多的七、八根甚至10多根。等于说要把几十亩地的薯藤一根根的数一遍，无法计数，起码都是多少亿根。且比数慢多了，长得很乱的要把它理顺，长了节根的要把它扯起来。虽说是“蛤蟆无颈伢无腰” （当地俗语，意思是说小孩做事腰不会疼痛）但翻一季薯藤下来我们要腰酸腿疼好几天。红薯成熟了，父亲在前面挖，我们在后面一只一只地掐下来装进篮子里，再由父亲挑到山下去向队里交任务。打青的季节到了，我兄弟俩就会带上箢箕或柴夹到观音崖梯田附近的荒山上去割嫩冬茅、野苎麻、嫩树尖和其它各种野草撒到田里去烂着做肥料。栽田的季节到了，我兄弟俩就会跟着父亲一起去栽田。栽田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田里的毛王。毛王在生物学上称为“蚂蝗”，是一种古老的属于环节动物门、环带纲、蛭钢的动物。身体呈扁长形或圆柱形，由许多体节组成，身上有环纹；头尾各有一个吸盘，头吸盘较小，中央有口，后吸盘较大，呈杯状，用于吸附和移动。它以哺乳动物，两栖、鱼类等脊椎动物的血液为食，人在田间里活动时最容易被毛王叮咬，一次吸血量可达其身体重量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容易造成伤口出血和感染，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吸血鬼”。我每一次下田插秧毛王就争先恐后地攻袭我，叮住我的双脚不放，我脚提出水面的时候就能看到，有时双脚虽然踩在泥田里没抬起来但咬的地方痒了，我就赶紧用手上带有谷壳的秧苗的根部去使劲擦，直到毛王脱落为止。耘田的季节到了，我们用稻草搓成小绳接成一个园圈，在园圈正中位置对称着拉一根粗绳，把园圈戴在双脚的脚裸里，粗绳踩在脚后跟上，手上撑着一根耘田棍，双脚跟轮换在田里划擦，把青苔和杂草苗擦掉踩到泥底下去，把长出来的稗和野草连根拔掉。这时又会遭到毛王的袭击。它叮住我的脚的时候没有秧根擦我就用手使劲扯，无论怎么扯它都死叮不放，有时扯断了还仍然叮在脚上，直到自然死亡才松口脱落。有时扯不断也扯不掉就只好让它吸个够，直到吸得彭胀鼓亮后才松口脱落，脚上的伤口有时一、两天了还在流血，甚至又红又肿。割谷的季节到了，父亲又会带着我们下田割谷，一不小心锋利的镰刀割破我的手指头，鲜血直流，至今我左手的几个手指头还留有疤痕作纪念。在当时我们湾子来说，我兄弟俩是干农活最多且年纪最小的“少年郎。”

在山寨上，如果说跟父亲搭把手耕田作地是“必修课”，那么，还有一些“选修课”来度过我们的快乐时光。其中最使我记忆犹新的是烧木炭。木炭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前，我们江南一带的山区取暖、炖火锅必备的燃料。它是山区的农民在山上搭建土窑，用杂木棍烧成的火种窒熄后形成的。我在山寨里看到山脚下的群山里好几处烟雾燎绕，知道是有人在那里烧木炭。我兄弟俩就有意识地到烧炭的地方玩，看窑头是如何烧炭的。掌握了烧炭的技术以后，我们就在山寨里干起来了。先挖一个能蹲得下人的园形窑桶，紧挨窑桶壁建一个炉灶，火道与窑桶壁底端相通。窑挖好后到山上砍来一大堆粗细不等的杂木棍，把它砍断一根根的竖着插进窑桶里，插满、插紧为止。窑桶壁周围的杂木棍与窑桶璧一样高，从周围开始往中间插，且一根比一根高，到中间顶端最高。插好后用厚厚一层干谷草隔着，上面再用带湿气的粘性黄土筑上一层厚厚的园形大盖顶。窑顶尖端位置要留一个出烟孔，窑顶半腰周围对称性的留6个距离相等的出烟孔。窑筑好后用晒干了的杂柴、杂草在炉灶里烧火，一般时间长一点的要烧四、五个昼夜，炉灶里的火通过火道进入到窑桶里面去，窑桶内的杂木棍烘干以后就慢慢的燃烧起来了，炉灶再就不用烧火了。这时，就要不分昼夜在窑旁观察出烟孔里面的变化。如果不冒烟了，里面烧过的木棍转为红色火种了就将该烟孔密封紧，让火种窒息，以免火种烧过头化成灰。一个一个地观察，一个一个地封。把窑顶的全部烟孔封好以后，等到整个窑冷觉到跟地面的正常温度一样了就可以出窑了。出窑那天，我们把窑打开一看，我们烧的木炭仅然成功了，虽然不多也有满满的一篓子。我们兄弟俩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兄弟俩就这样，总是不图闲，怀着一颗好奇心找乐。第二年春天，我忘记了是从哪里弄到了一小包葵花籽，清明节以后我围着菜园边扒开一个个小洞，一颗颗把葵花籽种下去，数了数共17颗。每天清晨起床后跑到菜园边蹲在地上观察，看着泥土一点点的裂开小缝，终于在过了六、七天以后看到了嫩绿的芽尖。我看着它们慢慢长大，随着叶片舒展，茎节处的绒毛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挺立得如同竹子般笔直。到了七月份开花了，菜园边上呈现出一条金灿灿的花的长龙。17颗向日葵都仰着园园的脸每天朝着太阳行注目礼，花瓣黄得透亮，我用手一摸，细密的花粉沾得我满手黄金。收获的季节到了，我摘下一个个圆盘，轻轻拍打，饱满的葵花籽簌簌地落到竹筛里。我抓上一把塞进衣兜里，上学路上和同学们分享，牙齿轻嗑时溢出香甜的油润，乐坏了！种向日葵不仅使我收获了快乐，更使我收获了受用终身的感悟: 向日葵为什么能根繁叶茂，如季成熟呢？因为它每天笑对太阳，心里总有阳光。人生何偿不是如此呢！

三

住在山寨上，我们远离了大凤山的家禽家畜，却亲近了山寨里的野生动物。那个年代没有现在的公路“村村通”，无论到哪里都是乡间小路。由于是山区，又没有公路，木材运不出去，无人砍伐，植被非常好，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处于一种原始状态，适合各类野生动物繁衍生长，所以老虎、野猪、马头狼、野猫、野兔、黄水骝、野鸡、蛇、蟒、豪猪、麂等野生动物应有尽有。

到了夜间，我睡在床上有时会听到老虎的嚎啸。虽然没有与老虎正面相遇过，但老虎的梅花脚印、带毛的粪便随处可见。有一天傍晚放学回家走到半山腰的路上碰巧赶上了惊险的一幕:老虎正在捕杀野猪！我父亲和正在附近山上干活的几个村民听到了野猪“呼救”的哀叫声，一同朝着野猪哀鸣的方向进发，边走边高吼起来“哟”、“杀”、“哟”、“杀”……与老虎打起了“胜利品”的争夺战来了。老虎听到喊杀声知道有人来“找麻烦”了，偷偷的吃饱肚子就逃之夭夭了。寻了半个把小时，父亲他们在半山腰的阴沟里找到了老虎吃后剩下的野猪尸体，分得了满满一菜篮的野猪肉。那段时间一家人美滋滋的改善了一下生活。

在这山上野猪非常多。特别是到了红薯、稻谷成熟的季节，成群的野猪会整块地整块田的一晚上偷袭得精光。我们仅仅住在茅棚里是守不住这些粮食的。所以，每逢粮食快成熟之前，父亲都要提前到薯地和稻田旁去搭起高高的防哨棚。我们父子几人每晚带床棉被，到哨棚去分兵把守，挂上点着的马灯，敲响声音特别大的竹夹子威吓野猪，才守住了这一季的粮食。

每缝夏天，我和弟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会时不时会碰到蛇，有时甚至是一条大黑蟒蛇横在路上，不过它们都很乖，只要我们不打扰它，它很快就会给我们让路。我们不光是在路上与蛇相遇，有时还与蛇共居一屋。我们搬进茅屋第一年的夏天有一窝蜜蜂飞到我们家竹夹墙边的破碗橱里安营下来了。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一条白色花斑蛇盘在蜜蜂居住的碗橱旁边的竹夹墙上来偷袭小蜜蜂。我就在那里静静的观察，只见他一动不动的盘在那里，我分析它可能是在用物理学原理来计算蜜蜂飞行的方向、路线、速度和自己伸出脖子偷袭的方向、路线、时间、速度，时机一成熟，它的蛇箭一射就衔住了一只小蜜蜂，咽进肚子里去以后再进行下一轮的袭击直至“酒足饭饱”才罢休。过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一窝蜜蜂已“全军覆没”死光了，我打扫蜜蜂尸体的时候整整装满了一箢箕。有时，蛇还溜到我们床底的地洞里去睡觉。有一天我在家里闲着没事，突然听到棚外的水沟里有一只青蛙在哀鸣呼救，我知道那是蛇在捕捉青蛙。过了一阵子以后，我突然看到了一条蛇嘴里刁着一只青蛙，昂头挺胸、大摇大摆、趾高气昂地、很炫耀地钻进了我床底下的石洞里去。我们就这样人睡在床上，蛇睡在床底下，常常人与蛇共眠一屋。

使我记忆深刻的还有这山上的野猫多也狠猖獗，常常半夜三更的时候，野猫就偷偷的溜到棚内来抓捕关在鸡笼里的鸡。等我们听到野猫咬得鸡叫起床营救时，野猫将鸡拖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找不着了。一年到头养一笼鸡子就这样零零碎碎地被野猫偷吃个精光。

四

搬到山寨的那一年我刚好9岁、弟弟7岁，正是我兄弟俩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读的是本大队杜家坪初级小学。从观音塘到杜家坪至少有5华里以上的路程，不像现在有机耕路和公路这么好走，全是一些山坡、山边、田堘、地埂、水沟、房前屋后的羊肠小道，有的窄得只能放上一只脚，有的非常陡峭，非常难走。上学去、放学回都得个把多小时，中午一般带点红薯或大米在学校隔壁人家搭伙做饭吃。父亲虽然每年要为我们买双把鞋，那时鞋子的质量不像现在这么好，加之我们走的是山路，又没有替换的，大几个月鞋子就破了，我们得打赤脚上学。去学校的路上要下水过4道小溪，每到冬天，脚上的冻疮冻得直流血，直到第二年春暖季节才得以好转。

五

搬到山寨来以后，我们的家庭生活确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交足队里的承包产量外家里余下的红薯有30多担，稻谷多的时候有10多担、少的时候也有七、八担。父亲还种了多种杂粮和大片蔬菜，有黄豆打豆腐、炸油干子、生豆芽了，有红薯打薯粉、包薯粉坨、漏薯粉线了，有糯米打糍粑、炕糯米饼、炒糯米饭了，蔬菜更是吃不完。每年用富余粮食养了两头大肥猪，卖一头给国家、杀一头过年，一年到头都有腊肉吃。每到收获的季节和过年的时候，有好的吃，有新衣穿，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

当我们一家人正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的时候，谁都没想到一场大雪结束了我们的山寨生活。1967年隆冬的一天晚上，山寨上再现了“已讶衾枕冷，复见窗户明。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的景象。我们一家人一早起床，就看到了整个群山白茫茫的一片，象铺了厚厚的一层棉花，雪且越下越大。我们正围坐在火炉旁烤火，突然间棚顶上“叭”的一声巨响！我们抬头一望不得了！是南边的那根主柱子炸裂了。父亲听懂了这根柱了炸响的声音“你们快跑！我承受不住了，要塌下来了，垮下来你们就没命了！” 父亲赶紧收拾东西，连同碗筷餐具、两床破棉絮、几件旧衣裳一担挑在肩上，踏着不知高低深浅的积雪，领着我们娘儿几个一步一步往山下走。我兄弟俩走几步就得摔一跤，有时还要滚下去好远，加之衣衫单薄，冻得要死，边走边哭，哭着、哭着，又回到了我们阔别了三年多的“牵牛屋”。

在观音塘里，我们叔侄俩坐在六十年前坐着玩耍过的大石头上聊了好大一阵子，目睹了这里的一切。茅屋旧址、旧址边的泉水塘、新屋地塘和老屋地塘这两片荒地、观音崖的水田等等，还是那么熟悉、还藏着那么多故事、还有那么多记忆、还有那么多情思。不同的是这里已修通了机耕路，栽上了树苗，全部被开发了。“十年树木。”要不了多少年，这里会变成一片森林。

责编：刘震